中彩票一等奖去哪里领奖:略論“一帶一路”戰略下法治發展新趨勢及司法應對

發布時間:2016-11-29 | 來源:本站 | 作者:原創 | 瀏覽數:179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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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一帶一路”戰略下法治發展新趨勢及司法應對

——探索構建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

 (作者:研究室 賴艷芳)

一、“一帶一路”戰略下的法治發展新趨勢

 “一帶一路”戰略既是國家治理的重要舉措,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實現“一帶一路”戰略持久發展,離不開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一帶一路”的發展也將反作用于法治建設,促使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治發展更趨向國際化。法治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廣泛運用于各國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實踐之中,同樣也會廣泛運用于發展戰略導向之中。雖然關于法治的內涵和具體建設目標,各國存在差異,但法治建設在完善國家治理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則趨于一致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言時就曾指出:“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同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 因此,在全面倡導法治化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必然需要更完備的法治建設,用以保障“一帶一路”戰略下所有貿易、投資、資源能源共享等合作活動的規范運行,進而促進沿線各國、各地區在良性互動平臺上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一帶一路”戰略強調各國增強聯系緊密度,提倡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用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具體內涵歸納起來呈現“五通三同”特點,“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三同”即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此背景下,我國法治建設將與更多國家、民族、文化和法律傳統在更廣闊的范圍和更持久的時間里產生更多交集,實質上,就是向法治國際化方向發展。法治國際化是通過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的互動、促進、借鑒來實現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形式上雙向交流。在全球化經濟帶動和“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的雙重作用下,國內法治必將更多借鑒國際法治先進經驗,并會更多依據國際法規則開展國內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活動;各國通過參加國際組織、談判和簽署條約、制定規則、解決國際爭端等參與到國際化的法治建設中,不斷將自身的訴求、國內法治經驗輸往國際法律制度,最終形成雙向互動、雙向借鑒、雙向影響的效果。二是趨勢上深化發展。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的互動不是一個簡單的疊加結合,而是一個具有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的工程,二者是在積極互動和借鑒中提升法治水平、擴大影響范圍。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的互動特點和趨勢要求“一帶一路”建設必須走法治化道路,不僅需要沿線各國加強國內法治建設,營造公平、公正的國內法治環境,還需要沿線各國共同打造適用“一帶一路”建設特點的國際條約體系,加強立法、司法等法律部門合作,構建“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法治基礎。

 二、法治發展新趨勢下我國司法建設新特點

在我國法治高速發展浪潮中,人民法院作為司法機關,無論是在推動法治建設中,還是保障“一帶一路”建設中都發揮著獨特的價值作用,對促進司法事業的發展也肩負著重要的職責使命。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新要求以及我國法治建設的新形勢下,人民法院應從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互動的戰略高度,探索和把握二者間互動的特點和規律,找準自身定位,充分發揮司法保障和服務職能,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的互動。具體來說呈現幾個方面的新特點:

一是“一帶一路”建設對涉外刑事、民商事審判工作提出新要求。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存在著國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毒品、走私等刑事犯罪活躍,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推進,嚴峻的刑事犯罪形勢為司法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合作內容是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經貿合作水平、大力拓展產業投資、深化能源資源合作、拓展金融合作領域等。隨著這些領域建設工作的推進和開展,我國與沿線各國之間的資金、貨物、人員流動量將會大幅增加,流動頻率將不斷提高,與之相關的涉外民商事糾紛和海事爭議必將增多。

二是“一帶一路”建設對司法協助工作提出新要求。目前,我國已經對外簽署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和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累計近百項,涵蓋新加坡、泰國、老撾、俄羅斯、羅馬尼亞等亞洲、歐洲沿線國家。在受理涉及“一帶一路”建設相關案件時,需要嚴格依據簽訂的司法協助條約辦理送達、取證、司法判決承認與執行等工作。這就要求法院對我國與沿線國家或地區簽署的條約能夠做到“三準”,即準確理解、準確掌握、準確運用,與這些國家司法機構一同嚴格遵守公約規定的司法協助規則,共同致力于打擊違反犯罪活動,共同促進各國經貿發展,切實保障“一帶一路”戰略穩步推進。

三是“一帶一路”建設對國際商事仲裁審查工作提出新要求。“一帶一路”建設涉及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涵蓋金融、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開發利用、海上運輸保險等眾多領域,爭端解決方式必然呈現多元化特點,其中,國際商事仲裁因具有高效性、便捷性等特點而廣受運用。由于我國與沿線國的司法交流基礎較為薄弱,與沿線國仲裁機構之間的合作偏少,因此對各國各地區仲裁法律和仲裁規則的了解準確度還有待提高,這就給人民法院對這些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進行審查提出了新的挑戰。

四是“一帶一路”建設對司法公開和信息化建設提出新要求。涉及“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案件,無論是涉外刑事案件、涉外民商事案件,還是司法判決承認和執行,或者是國際商事仲裁的審查與執行,都是涉及面廣、影響力大。為了實現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繁榮戰略目標,司法權威作為促進繁榮發展的法治建設基礎,需要不斷加大司法公開力度,拓寬司法公開渠道,不斷提升我國司法工作的國際形象。此外,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和深度都需要更健全的信息化建設,從這一方面來說,法院就需要進一步強化信息化建設,充分運用先進技術和高科技手段,豐富司法公開載體,提升司法公開時效,充分?;ぐ訃筆氯說鬧槿?。

五是“一帶一路”建設對國際司法交流合作提出新要求。各國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的差異,決定了接受和運用國際經濟法規則的能力不盡相同,要實現沿線各國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就需要各國根據自身國情接受并運用國際規則處理國際爭端和交往關系,強化司法互動交流,共同制定和實施相關公約、規則,建立相關法律機制,最終實現在法治框架下的共同繁榮。而這就對我國司法機關提出了司法國際化的新要求,即要求法院要樹立司法國際化理念,強化與各國各地區的交流合作,積極探索處理涉外新類型案件的矛盾解決機制,依托司法公開平臺打開司法國際窗口,建立健全涉外司法服務等,切實為“一帶一路”建設保駕護航。

六是“一帶一路”建設對司法人才提出新要求。司法人才是落實“一帶一路”建設的司法保障工作的核心。在增強國際司法交流合作的新形勢下,法院需要培養一批熟悉涉外審判業務、具備對外交流能力、通曉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的復合型人才,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涉及金融、投資、貿易等領域的國際法規則和仲裁法律,人才因素成為決定司法保障工作是否能夠落實到位的關鍵因素,因此,“一帶一路”給司法審判工作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對法院工作和人才培養提出了嚴峻考驗。

三、“一帶一路”戰略下司法應對的挑戰與優勢

(一)“一帶一路”戰略下司法應對的挑戰

“一帶一路”作為一項開放式的合作戰略,將歐亞非大陸及附近海洋連接起來,涉及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進程中,國際矛盾爭端不可避免,而各國由于政治體制、歷史文化、法律制度、標準體系的不同,在處理境內境外糾紛矛盾中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諸多爭端解決沖突,這為我國司法應對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一是“一帶一路”沿線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數量多,其法律體系涉及面大,包括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法律體系的不同將導致出現法律爭端時國家之間的處理方式不同,法律的適用性被削弱,從而帶來一系列法律風險;二是沿線國家大多屬于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有些國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執法隨意性和變化較大,或者通過頒布法律對境外投資者的跨國并購投資設置特別條件和程序予以限制,導致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增加;三是沿線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及民族、文化、自然環境的差異,還需要特別關注知識產權、勞動用工、環境?;?、稅收、貿易?;し矯嫻姆煞縵?;四是存在爭端解決及仲裁裁決的執行風險。尤其在商事仲裁方面,許多沿線周邊國家不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這些國家有關法律制度不受WTO關于國際貿易仲裁制度的約束。有的國家也不是《紐約公約》的締約國,相關仲裁裁決在獲得這些國家的法院承認和執行方面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加大了與這些國家商事糾紛的風險。

(二)應對“一帶一路”挑戰的本土司法優勢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司法改革的內在動力和外部環境都正處于最好的時期。經歷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我國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以及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四項重點改革得以深入推進,司法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有望得到根本性解決。通過司法體制改革,我國保障和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司法水平將大幅提升,加上我國特有的司法制度和基層審判經驗,我國在應對“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具有獨特的本土優勢。

一是擁有中國特色的司法模式。我國注重借鑒融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點,在法律淵源方面,我國建立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審判制度,創造了以成為法為主、案例指導制度為輔的法律適用模式,多元化的法律適用模式對了解和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復雜的法律適用情況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在審判方式方面,我國同樣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判方式,即融匯糾問式與抗辯式元素的審判方式。英美法系審判方式采用當事人主義或抗辯式,法官處于消極狀態,不參與調查、不直接參與庭辯,而大陸法系則采用職權主義或糾問式,法官可以調查取證,控制庭辯進程,對不實證詞可干涉。我國主要實行糾問式審判方式,但近年來強調借鑒英美法系的抗辯式,最終形成兩種元素的有機融合,即體現糾問式特點的法官可以親自調查取證以及庭審中第一階段主導法庭調查,與體現抗辯式特點的庭審第二階段法庭辯論并存。這樣的審判方式吸收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優點,有利于最大限度實現公平公正與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對服務保障“一帶一路”建設,促進經濟、貿易、投資等合作共榮具有獨特的本土司法優勢。

二是擁有中國特色的司法服務經驗。我國的司法服務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強調司法權的政治功能,通過政策推進的方式貫徹執行。這類具有主動性的司法服務有幾個表現方式,包括通過司法解釋將公共政策轉化到司法領域,強化法律服務功能,發出司法建議積極建言獻策,強化糾紛化解方式的多元化,強化涉訴民意溝通表達和司法公開等等。這些司法服務存在于我國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滿足內部司法環境的需要,也是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能夠有效幫助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長期的實踐讓我國在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效率,實現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等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優質司法保障,歸根到底就是服務建設、服務發展,為“一帶一路”在法治框架下推進各項經貿合作保駕護航。因此,豐富的司法服務經驗有助于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多更好司法服務的實踐探索,如主動整合法律信息資源,主動探索全新的司法資源共享平臺,主動探索統一的多元化糾紛化解機制等。

三是擁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化解機制。近年來,我國摸索建立了一套“大調解”工作機制,整合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從不同角度滿足不同糾紛解決需求,從而使當事人有更充分的選擇權,獲得更便利、經濟、符合情理的糾紛解決和法律服務,在對應社會快速轉型期利用格局調整、深層次矛盾不斷顯現、司法資源不足等問題上發揮突出作用。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深入,經貿交流中產生的各類爭端會大幅增長,新情況、新問題將層出不窮,緊緊依靠訴訟或仲裁來化解矛盾糾紛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合作發展初期,訴訟方式可能會因為法律沖突問題產生反向效果,從而影響沿線國或地區與我國經貿關系。若在訴訟或仲裁程序前設置科學合理的調解程序,則有利于最大限度促進與各國各地區經貿關系的和諧相處。從這一角度來看,由于我國一直致力于多元化糾紛化解機制建設,積累了豐富的調解工作經驗,有望將這種“東方智慧”發揮在更廣闊的歷史舞臺,為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爭端化解機制。

四、探索構建“一帶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

“一帶一路”作為我國新時期的重大對外開放發展新戰略已經啟動,國內各行業、各部門、各階層都積極響應、參與,可以預見,“一帶一路”將為沿線各國各地區帶來難以估量的新的發展機遇,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發展形成新的發展引擎,同時也為我國司法建設帶來特殊的發展驅動力。如何在“一帶一路”發展機遇與挑戰面前成功實現我國法治建設、司法建設從本土化向國際化跨越的目標,乃是當前所有法律工作者應當大力研究的重要命題。為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司法服務水平,實現司法工作向國際化標準接軌,筆者提出探索構建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的粗淺構想:

(一)探索建立“一帶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

“一帶一路”戰略是國家發展層面上的超級工程,涉及的行業面廣、產業量大,要做好“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司法服務應對,就需要統籌整體規劃,整合司法資源,以平臺發展戰略推進司法建設。為此,筆者建議建立一個全新的“一帶一路”司法服務平臺,以平臺為載體,實現司法服務集成一體化,實現司法資源深度整合以及司法人才深度提升,探索建立多元化爭端化解機制,切實為“一帶一路”建設發展提供司法國際化、信息化、高效化一流服務。

(二)“一帶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的框架及運行規則

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是由我國提倡構建,以國家服務平臺為名義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推廣,以司法服務、解決司法爭端為主要內容的戰略性服務平臺。該平臺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為主導,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積極探索推進的一項創新性工作。

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由若干子項目共同組成,具體包括法律數據庫、司法人才庫、專項法律智庫以及爭端調解機制,各項目均以平臺為載體獨立建設、統一推進。主要目的是解決司法服務量大、面廣的兼容與互促問題,將不同的司法服務項目整合為一體,有利于統籌規劃和資源共享,也有利于在統一推進的基礎上滿足多元化建設要求,促進關于司法服務的各個項目建設目標得以實現。

(三)“一帶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務平臺的具體項目設計

1.建立“一帶一路”法律數據庫,共享沿線國家(地區)法律規定。2015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將大數據應用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在司法領域,大數據有很多可挖掘、可利用、可產生價值的地方,如何利用大數據發展機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司法保障是當前亟需重視的問題。實際上,法律數據庫已經為人們所熟知并使用,國內外常見的法律數據庫包括Lexis、WestLaw、HeinOnline、Beck-Onlin、北大法寶、臺灣月旦知識庫等,但這些法律數據庫高度集中在高校使用,出于種種原因,司法實務界很難共享此類數據庫的資源。實踐中,以法院為例,一線法官在辦案過程中主要依靠以查閱法條(紙質)、書籍為主的傳統接受資訊方式進行辦案,絕大多數法官無條件使用電子數據庫進行查閱或搜索。由于法官長期奮戰在審判一線,對我國法律法規能夠熟悉掌握并運用,傳統接受資訊方式并不會形成太大的局限或障礙。然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發展,沿線各國各地區法律法規龐雜,傳統的查閱方式必然無法適應發展新形勢。為解決這一問題,利用大數據建設,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牽頭,開發全新的綜合法律數據庫,數據庫信息資源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合作國家與地區。具體建議包括:

一是國內法律法規全覆蓋。將“一帶一路”建設中涉及的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的刑事法律法規,涉及經貿合作、產業投資、能源資源合作、金融合作等相關民商事法律法規以及其他與執行、仲裁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全部收集到數據庫,實現法律法規電子查閱便捷化、高效化。二是涉外法律法規全整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超過六十個,龐雜的涉外法律給法律工作者帶來巨大挑戰,因此有必要將沿線合作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收集整合,同樣能夠通過法律數據庫平臺進行檢索查閱,切實為法律工作者了解國外具體法律規定以及選擇適用法律提供有力支撐。三是“一帶一路”經典案例全收集。“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國內外法治建設問題處于摸索階段,爭端解決機制尚未建立,依靠仲裁和訴訟的方式解決爭端仍是主要方式,對此,收集涉“一帶一路”經典案例并在數據庫中公開,能夠較大限度引導國內外各類合作交流向合法、和諧、互促的方向發展,也能夠為司法審判提供符合國情發展需要的審判指引。四是中英文語種全通用。為方便沿線各國各地區法律工作者查閱數據庫,該數據庫建立應以國際化標準為要求,建立數據庫中英文雙語種選擇功能,內容方面,除案例以外,實行法律法規中英文雙版本,逐步將數據庫推廣至沿線各國各地區廣泛使用。五是數據庫資源全開放。與民間資本建立的數據庫不同,“一帶一路”法律數據庫由官方建立,目的是最大程度推動和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因此,數據庫查詢應當實行平臺共享化、檢索免費化,并根據與沿線國家地區的合作關系,對其實行數據庫資源全開放。

2. 建立司法人才庫,實現跨區域人才資源優化調配。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對司法工作的挑戰中,司法人才的缺乏是其中一個嚴峻的挑戰。由于“一帶一路”建設牽涉法律糾紛面廣、法律風險程度高、新型疑難問題量大,司法才人在應對這一挑戰必須具有四個要素:一是精通外語,能夠熟練運用外語(含小語種)進行溝通交流、查閱資料;二是業務水平過硬,能夠妥善處理精尖專的類型案件;三是庭審駕馭能力強,能夠應對各類庭審突發情況;四是法律論證能力強,能夠在司法裁判文書中進行邏輯縝密的法律論證,論證表達專業、精確。對于這樣的硬要求,當前很多地區都缺乏此類復合型、國際型司法人才,但“一帶一路”的發展不會因此停滯不前,而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司法建設、倒逼司法人才挖掘。

鑒于培養一大批優秀司法人才無法短時間完成,那么在現階段如何應對發展的需求,筆者建議:一是建立跨行政區劃司法人才庫,以廣東省為例,可以設立東、西兩個片區的人才庫,東片區以深圳、東莞為核心,西片區以廣州、佛山為核心,將全省涉外審判人才資源優化整合,并建立以尖端人才帶動優秀人才的傳幫帶模式,發揮尖端人才的核心競爭力,不斷激勵、壯大全省司法人才隊伍;二是入庫司法人才組建特別合議庭,審理涉“一帶一路”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特別合議庭設在片區的核心城市,其他審判人員采用“走動”的方式開展審判工作,如特別合議庭設在廣州,合議庭由廣州法官、佛山法官和江門法官組成,則佛山和江門的法官需到廣州開展審判工作;三是定期對入庫人才開展考核篩選,司法人才庫應保持流動性、競爭性,建立篩選機制和淘汰機制,將已不適應該項審判工作的人員及時調整出去,將有潛力、有基礎的年輕審判力量及時調配進來,同時還要建立激勵、獎勵機制,通過考核和激勵機制,促進優秀人才更趨優秀,青年法官更趨成熟,全省優秀涉外法官更趨多元化。

3. 建立專項法律智庫,匯集前沿性專項研究成果。現代經濟本身就具有復雜性和不易掌握性等特征,加之涉及眾多國家、地區和區域,其復雜程度可以想象。為了有效控制經濟投資貿易過程中的法律風險,建立具有針對性、前瞻性的專項研究平臺必不可少,將專項研究成果匯集成共享資源同樣必不可少。實踐中,在糾紛爆發以前,很多企業并不會關注某個投資、貿易項目的深層次法律風險問題,通常只關注合作意向、合同簽訂、合同履行等問題,對于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民族政策、宗教導向、地緣政治等因素考慮較少,往往容易為日后深度交流合作埋下隱患。對此,建立有針對性的提供?;ぞ頭縵趙づ械那楸ㄏ低呈墻餼穌庖晃侍獾撓行侄?。

2015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一帶一路”司法研究中心,這是繼發布《關于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若干意見》之后,促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又一重大舉措。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牽頭設立的司法研究中心(智庫),在此基礎上,各省市應相應建立研究中心分站,即區域性智庫,將智庫觸角延伸至各省市、各級法院。對此,筆者提出幾點建議:一是與地方法學會、科研院校、研究機構建立密切聯系機制,加強對重大理論和司法實踐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加強涉及“一帶一路”司法案例的研究,提煉、總結審判經驗,規范、統一裁判尺度。二是整合一批通曉國際法律規則、熟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律法規、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本地專家隊伍,主動以本土司法審判案例為研究藍本,積極提出利用“一帶一路”發展的前瞻性理論研究成果,并積極參與涉外規則的起草、研討、制定,增強在涉外法律事務和治理方面的話語權。三是借鑒先進國家智庫建設標準,一個成熟的智庫建設應當建立完善的智庫研究成果評估機制、項目管理機制、人才管理機制以及影響力傳播機制等,應當建立科學完備的人才培養、交流和激勵機制,如美國智庫“旋轉門”的人才交流機制,日本“派遣式”研究人員交流機制等。我國智庫建設仍處于初級階段,研究范圍、研究深度、研究獨特性方面都有較大提升空間,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做法能夠為我國更好建立智庫提供有益幫助。

4. 建立爭端調解機制,促進糾紛化解便捷、高效。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需要有效且為國際社會認可的爭端解決機制,當前除了通過沿線國家法院解決爭議外,最主要的是通過仲裁機制。國際上的仲裁機制基本分為三大類:一般商事仲裁、世貿組織制度和投資仲裁。沿用這三類仲裁機制風險較小,但對“一帶一路”戰略的促進作用也小。此外,這類仲裁機制都存在無法覆蓋適用的先天缺陷,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糾紛無法直接訴諸世貿組織機制。對此,在國家訴訟和各類仲裁以外,筆者認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探索建立一個爭端調解機制,能夠提升糾紛矛盾化解的緩和度,改變訴訟和仲裁過于剛性的爭端解決方式,為解決爭端問題提供更多選擇性、便捷性和效益性,從而促進“一帶一路”發展更趨和諧、長久。

調解被國際社會稱譽為“東方瑰寶”,根據前文所述,我國在調解方面擁有理念基礎和實踐基礎,那么在探索建立爭端調解機制方面就擁有了優勢。對此,筆者對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調解機制提出一些建議:一是建立“一帶一路”訴調對接機制,明確調解員的職責范圍,規范調解程序,加強對訴至法院的糾紛進行過濾、輔導、分流,積極引導通過調解方式解決爭端。探索建立第三方參與糾紛化解工作機制,引入專家學者、行業專家、律師等以獨立第三人的身份參與調解工作。二是擴寬以調解方式處理爭議的范圍,當前很多服務貿易和投資合作有很大重疊性,若調解局限于貿易爭議或投資爭議等單項爭議,則當事人就需要在不同的機制下解決不同爭議,這不僅導致資源浪費,而且會使貿易和投資裁決無法相互銜接、協調,不利于糾紛的真正化解。三是調解方式要盡可能體現締約方意愿。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調解機制可采取自上至下引導,自下而上模式的原則,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明確指導性原則,由各省高級人民法院調研考察、擬定具體框架、運作模式、適用原則和運作規則,成熟后提交最高法院考慮。爭端調解方式方法要盡可能體現沿線國共同發展目的,展現共同繁榮意愿,以便能與更多沿線國或地區達成共識,進而逐漸形成覆蓋絕大多數沿線國的爭端調解機制。四是調解規則的選擇應注重公信力和知曉率。為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調解規則建議使用具有國際公信力且為人熟知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調解規則》,由于我國積極參與了此規則的制定,因此采用此規則作為調解規則有利于契合我國發展國情。當然,在整體采用時還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適當的修改或協定,將調解機制建成能夠維護我國企業發展權益的有效保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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